我并不因完全的怀旧而让人想起“形势分析”的古老经验。对它的回忆帮助我估计今天的情况有多不同，我们目前能期待这个实践发生多大变化。显然，我们并非一个批判实践研究院，因而我们并不需要勾画出政治方向路线。我们提出的干预限于论文和文集的出版。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活动是次要的。它是有所不同的。差异并不取决于由我们组成的批判小组的名称，而是产生于一种影响历史形势本身并同时影响了批判性质的变迁。
为了快点讲，真想不到至少在我们国家里战斗实践已成了一种防御实践。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重申少数民族、妇女、儿童、同性恋者、南方、第三世界、穷人等的权利，公民权、教养权和教育权、动物权和环境权，（当然）我列举的权利并不完全。我们必须签署请愿书，撰写作品，组织讨论会，参加某些小社团，从事选举咨询，出版书籍。如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承担起通常与知识分子地位相联系的责任。这里所讲的“通常”，指这些实践受立法的授权甚至支持，或至少受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许可和鼓励，而这些规则则决定这种地位。社会允许我们、要求我们这样行动：我们有序地为全球体制的发展做贡献是社会的需要。